AG体育这个问题恐怕在中国的建筑学专业每代人都会问。但把思维的逻辑理清一些,好多似是而非的疑问是不难解答的。
1.不是理论读越多设计做得越好。如果出于这个目的读理论,也有用,但作用不是那么简单的。
2.做设计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很多判断的过程,而判断是以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为基础,受一定的判断标准指导的。也许你会觉得你的判断过程没受理论影响,但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受了本能的、未经思辩的,甚至过时的理论指导。对建筑学知识体系认识越清晰,做出判断也就越自信。
3.理论是来解决问题的,但我国教育下的大多数学生的问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希望理论为你灌输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如果是这样想的,建议没必要学理论。先实践个几年,问题变得清晰明确了再回过头来学习理论,收获会事半功倍。如果实践多年后越发提不出问题,那理论对你肯定是没有用的了。
4.回复中有人提到国内撑门面的理论“越学脑子越乱”AG体育,我认为被这种伪理论迷惑的主要原因批判思维能力不强,而理论的学习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点。伪理论因为缺乏靠谱的批判思维训练,逻辑水平停留在相对原始的经验表述水平,甚至靠硬拗逻辑把人绕晕来体现高深。面对这些,不学习理论,不增强批判思维能力,无以反驳之。
5.需要注意的是,建筑理论本身不是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AG体育,而是给你建立一个思考相关建筑问题的平台,你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自己思考,自己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6.更加重要的是,建筑理论未必能够直接指导你的实践。用不适当的方法学习理论,就会觉得这么做也不对,那么做也不对,把自己逼得寸步难行也是有可能的。读理论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任何理论都只是给你打开一个思考的角度,给你打开一扇门,而不是关上。
建筑师不必搞理论,因为不搞理论也能做出建筑来。建筑主要是靠技术和知识,掌握这些技术了你就可以造房子了。至于这个房子有没有逼格,美不美观,那就要看建筑师的美学修养和艺术天赋了。而更高一点的要求,至于这个建筑有没有意思,思辨性,真正的创新,那就要看建筑师的理论水平了。
1,理论适合那些希望站在时代前沿的建筑师。建筑理论说的是思想层面的事情,需要的是思辨能力,需要了解建筑历史和建筑思想的脉络(请和那些说教类,归结总结类,只言片语类,经验类令人厌倦的书籍区别开来,因为真正的理论非常有意思。)只有身处在完整的历史环境下才能弄明白理论到底在讲什么,经历过什么,哪些已被提出过,论证过,推翻过,覆盖过。哪些新问题出现,需要我们去解决。只有了解理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对“旧”都不了解的人怎么能理解“新”? )而后才能把握今天的话题,今天的问题,用今天的方法去回应。
2,理论也适合那些希望和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建筑师AG体育。时代是一个巨轮,好多实践建筑师就这样被碾压过了,耗尽一生做出了当时时髦,转眼就过时的建筑,有的一辈子都在做不痛不痒的建筑。理论的意义在于了解时代的局限,提出前瞻的思想,而不是盲从。
3AG体育,如果不了解理论,恐怕永远都搞不清楚建筑在讲什么,重点在哪里。这就像我们不能靠文字去作画,不能靠语言去拍电影。建筑这门学科有自己特定的语言,理论思考的永远是这门语言本身。
4.如果你想从大师身上学习,请你先搞明白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受到过谁的学说的影响,去读他们的前辈,前辈的前辈。然后才能知道,地面上不仅仅只有一层黄叶,而是很多很多层落叶。然后才能谈学识的厚度,多方面营养的来源。
建筑理论其实就是建筑师的创造,所以建筑理论虽然没有实质的用处,但还是要搞下去的。
就像哲学的任务,并非纠正世界的谬误,而是推动世界的展开。建筑理论也是如此。
建筑学有漫长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建筑,还有大量的社会性课题。将这些事实仔细梳理和区分是建筑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论。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不能有根有据地论述自己想法的人,是无法胜任评论的。
与此相对的,所谓建筑理论,说极端点就是没有根据的,建筑师说的话,往往不知所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啥。‘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了,不需要任何缜密的逻辑和推理。所以建筑师说话一般大家都看不懂。
所以历史学家想搞建筑理论的话,往往没啥效果。非得往一个没有逻辑的东西上套一个逻辑,那不是自讨苦吃。
因为所谓建筑理论,不过是建筑师们正在做的那些异想天开费劲心思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康德认为,人只有通过认知图式才能认知世界。而认知图式随着时空秩序不断变化。如果建筑师不能捕捉类似“虚数存在”的这种变化,不能保持学习和思考,就只能固步自封于建筑学本体的牢笼,难以突破四面被包围的学科困境。
建筑师如果没有理论的话,是难以说服众人的,虽然本质上无用,但没有这层光环,如何在强手如林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如何说服甲方把项目给你,如何圈钱……
范式革命已经到来,在嘈杂的意见海洋中,要让人产生‘听听看这家伙说的东西’的想法。”
既然建筑理论是自我言说,就不需要管是对还是错、别人是不是看得懂,创造就是通向一切的道路。
本文节选自从《建筑的取决要素》看建筑学教育和设计的自主性。此文已和天大李博士发表于【装饰】和【建筑师】杂志。
针对蒂尔在书中所指明的问题,本文认为, 建筑设计一直延续着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线性结构过程,或许是蒂尔所质疑的建筑教育自主性与限定性设计模式背后的深层原因。而这一原因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理性启蒙主义思维所产生 的。蒂尔在书中把重点放在了考古学的挖掘上面, 以证明既有体制的不合理性。但是,他并没有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过多的解释,或许通过历史的观察,现象已经足够清晰。他在此书的目的是把潜藏在人们潜意识中的认知明晰化,而非对理论的归纳。正如他在前言中写道 :“我多年来一直想知道为什么其他人从未提过我认为显而易见的论点。是因为它如此明显,以至于因为害怕被视为简单而没被说出来?或者是因为这是一种禁忌,所有人恐惧承认?”[9]但通过对蒂尔当下写作时期社会背景与理论演变潮流的梳理,才能意识到本书的价值与合理性。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恰好是西方建筑理论与教育界在对理性主义问题认知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理论尝试。
建筑设计的线性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不受到外界影响的闭合模式。期待问题的解决主导了这一范式的进程,相反,问题永远被看成是有待解决的、决定性的滞后因素。这一问题在建筑教育设计课程的训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建筑设计首先被放置于一个充满问题的语境当中,然后通过学生富有创意的策略回应和解决问题。在建筑实践当中,一方面,问题的产生能够重新塑造职业的导向以及规范了解决问题的过程 ;另一方面,专业化可以被当作是通过解决问题让个人持续增进兴趣的过程。[10]因此,解决问题的过程将专业自身合法化,而设置问题可以延续专业的存在。解决问题给专业内部的人员带来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好的“错觉”,这种“错觉”变相强化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框架,最终在这样的结构主义范式中消解了其他的可能性。
理性启蒙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不同的学科中都被重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认为,美观、整洁和秩序在实现文明社会中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11]; 现代主义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宣称创造建筑的本质是创造秩序[12];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现代性解释成一种自主倾向于秩序的意志(the will to order)。因而, 现代性的实践可以解释成一种最大努力化去除偶然性因素的实践。[13]建筑设计在启蒙理性主义中现代性(modernity)的影响下,总在尝试去除偶然性(contingency)并建立秩序。[14]秩序(orders)作为最重要的准则,被镶嵌进建筑设计的步骤中,体现在结果上。复杂多样和矛盾的社会真实情境常常被简化成单一的、易理解的秩序范式,在演绎和实践的过程中寻找着标准和准则。
理性的秩序通常被划归为知识。这些知识体现在建筑教育和设计的控制、管理和技术上;同时这些知识又重新迭代,陷入不停地自我合法化的“真理”和“因果”的循环之中。任何被接触到的客体,都会成为其检测的对象,面临着吸收、 转换,或者排除。最终AG体育,知识的生产简化成同一范式的无限延展。因此,现代性社会的宗旨可以看作追求先进的现代性,从而压抑和排除任何偶然性因素。这一过程伴随着各种标准和准则的产生,同时反而强化了秩序的确定性。秩序中构建的知识网络代表着一种伦理和价值的取向,在维护自身的同时,也抹除了“他者”的价值和意义。正如蒂尔在书中所提出的:“专业人士追求拥有特殊的和较高的知识,这样可以让他们能够任意摆放评估的界限,从而保护自身领域,防止非专业人士的介入。”[15]老师仍然把持着通往成功的路径,学生为了获得成功,必须遵从这些准则。
理性指导下生成的秩序成了现代性的标志, 造成建筑设计也是在一系列可控制的范畴内演绎。单一理性范式的绝对性在建筑中最早体现在维特鲁威的建筑三要素中:经济、适用和美观。这三点所组成的一系列标准和准则,对应着当下 的建构、功能和审美。因此,建筑设计已经被构建于一个追求舒适和功能理性的框架中。在这样的标准下,影响建筑设计的任何一个因素最终都可以被还原成符合它的可理解、可控制和可数量化的符号、图像、数字和空间结构。那么,不仅使用者的数量和类别能够被“识别”出来,而且使用者个体也被假设成了被动的使用者,他们的表达、行为、需求和欲望都被一个个可预测的“姿 势”所替代,导致建筑设计变成了一个“识别” 和“挖掘”已知但是没有显现的条件。
《建筑的取决因素》全书的目标即是对理性启蒙主义范式下的建筑教育与设计实践成因进行挖掘,并对“大写”的建筑提出质疑。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法,蒂尔在整本书中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建筑和空间策略,而是尝试深入到建筑设计背后的伦理问题。因为背后的伦理涉及建筑师对待建筑的价值、准则和立场,以及这些价值形成的原因。同时,蒂尔提出了新的空间概念——“松弛空间”。“松弛空间”并不等同于可以自由地变换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开放的、政治社会属性的空间框架, 可以让任何的使用者融入空间的生产当中。“松弛空间”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分析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建构其内部的灵活性,以便于使 用者积极地参与空间生产的过程。建筑师在设计建筑空间的时候,需要同时关注到空间背后的社会属性与关系。使用者的每一次介入都会影响建筑设计的过程,通过交流的碰撞和讨论,让更多的偶然性因素融入空间的生产之中。最终,建筑设计、空间生产与社会实践将融为一体。
通过对建筑教育与职业实践中的线性结构与理性主义的剖析,《建筑的取决因素》一书表明了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下西方建筑学与设计学界的反思,并试图通过打破固有的学科边界,在教育与实践双重层面上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的融合与转向。
该书事实上也是英国建筑教育界对建筑设计认知的转变与建筑教学体系改革的一个缩影。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为例,英国的建筑教育家与设计师尝试在学院内实施一系列的改革, 例如学院为所有硕士生安排在六周内完成一个由业主共同参与的“实际项目”(Live Project, 图 2)。在项目中,设计学生需要采用不同方法全方位挖掘业主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设计的不同需求,以求在开放的社会框架下,打破设计师固有的认知。同时,学院还发起“建筑和公共参与” (Architecture and Participation, 2005)与“施动者的空间”(Spatial Agency, 2007)等建筑学会议。学院数位教师也针对这一学术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写作研究,例如彼得·布伦德尔·琼斯(Peter Blundell Jones)教授的《现代建筑案例研究》和《建筑与仪式——建筑如何塑造社会》、 塔吉雅娜·施奈德(Tatjana Schneider)和尼尚·阿旺(Nishat Awan)出版的《空间自组 织:建筑设计的崭新之路》、佩特雷斯库(Doina Petrescu)教授的“R-Urban”系列项目。(图 3) 所有的理论与实践尝试都证明了他们力图通过关注在主流学科发展下被边缘化的群体或建筑史, 来打破甚至“逆转”在建筑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固有思维枷锁。
除了英国谢菲尔德建筑学院,墨尔本大学多维教授(Kim Dovey)的著作《场所生成》、彼得·艾森曼的学生罗伯特·索莫(Robert Somo)和沙拉·怀汀(Salad Whiting)所提出的“投射性建筑学”以及“多普勒效应”,以及英国建筑联盟的奥雷利(Pier Vittorio Aureli)《绝对建筑的可能性》等研究也从建筑理论、教育与实践的不同角度对理性启蒙主义范式下的建筑学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观念。
理性启蒙主义范式下的建筑教育的最终结果,是建筑学生全部被“内在的建筑世界”的准则和标准异化了,每一个个体都变成了规训的产物,从属于相对应的建筑部落。同时,标准下对应的具体的评估机制无意识地塑造着每一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建筑师通过在建筑教育学和职业内部进行自我定义和自我延续,授予自身特定的身份和地位。因此,现代主义下建筑教育的社会属性边界是相对固化的。在这种教育下,大多数时候建筑师总是遵从特定的审美准则,例如柯布西耶坚持的“白”(图 4)和密斯·凡·德·罗强调“上帝存在于建筑细节之中”(God lies in the details)。
后结构主义下的新建筑思潮则否认以伦理结构作为结果去指导人们的日常实践。正如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和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伦理观:对他者的责任(being-for the Other)[16]与通过一个责任的伦理产生对当下情境的认同、怜悯和敏感。[17]因此,建筑师的职责需要将重心重新置入对“他者”的关注上,而不是对某些固化的“道德”准则或者“规则”的认同。《建筑的取决因素》强调对于“他者”的关注, 不仅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使用者和客户上,而是更多无法预测的和多样的潜在使用者与不同伦理 经验的矛盾与碰撞。这一理念正彰显了英国建筑界在理论层面上对于理性主义设计范式的批判性思考与转向。
在这一建筑认识论下,建筑生成的过程从设计到建造结束,一直取决于外部的可控和不可控 的环境因素,比如使用者的变换,气候、事件, 以及其他动态的社会因素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的 变迁等。同时建筑自身也可以看成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碰撞,这些不确定的偶然因素也会不停地质疑理性逻辑的合理性,偶然性中往往存在着其他自由的范式,可以让人们摆脱被预设的“真理” 范式的限制。因此,《建筑的取决因素》所引导的 建筑设计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建筑设计自身不仅可以使更多的使用者参与其过程,挖掘不确定的因素 ;同时作为空间生产的介质,建筑设计还可以激发不同使用者的碰撞,生产出新的可能性。最终,每一次偶然性的交会都可以改变其设计生成的轨迹。